沈湘平教授通过具体解释生所育位来引出安所遂生之于人、社会和国家的意义。
三、物：神法的物 我们已经评估，主观权利理论在《法学阶梯》体系中的缺位。[63]站在原告利益的立场，我们是否有必要对一系列连续性主观权利进行阶段化区分？首要的权利，即原初的、实体的权利，表现为原告主张的请求权（prétention/Anspruch）。
[51]盖尤斯对无形物，尤其是地役权的类型做了扩展：在相邻的两个不动产上，存在一个建造的役权和一个不得建造的役权。[11] 现代主观权利理论给罗马法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理论框架。[14] Cours de doctorat , 1931-32, pp. 127 et s. [15] Girard, Manuel(1929), p.8. （盖尤斯）认为一切权利都由人、物、诉讼的三元结构组成，即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该物就是权利的标的，诉讼是其权利的保障。解释以上事例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使用收益权理解为一个物，一个法律上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归属于个体的权能。但这种研究方法将导致这项研究变得冗长而艰难，令人生畏。
这些名称或多或少与早期的通行役权有关。不动产役权的权利性质也是如此，它绝非归属于个体的权能。修宪史材料 一、认真对待宪法原意 作为原生于美国的主流宪法解释方法，原旨主义（originalism）试图通过考察制宪史和修宪史材料来探求宪法原意。
但1993年以后，这一规则的限制逐渐放松。《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美国，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也可译作联系上下主义）有时被视为文本主义的特殊形态。王云清：《宪法解释理论的困境与出路——以美国为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同成文宪法典一样，原旨主义原生于美国，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在实践层面的借鉴和在理论层面的继受。杨知文：《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司法适用及其限度》，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
而且，从具体意涵来看，巴尔金教授提出的框架原旨主义与传统的原旨主义存在明显区别。至于其他国家机关在其本职工作中附带做出宪法解释的可能性，中国的宪法学者多有探究，最受理论关注的国家机关当属人民法院。第二，权威辞典未必能够囊括所有宪法概念的释义。这一难题首先和主要存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之中。
[32]其逻辑应该是：《宪法》第89条赋予的职权——准确地说即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的职权——基本上可以涵盖上述两个授权事项，倘若肯定说符合宪法原意，国务院在这两个事项上就不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授权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现行宪法只有四十年的施行历史，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的释宪制度功效不彰。为了达成特定社会目标或者实现特定价值理念，某些宪法学者的解读有时偏离了宪法规范的字面含义。这些意旨的表现形式无非有二：其一为显性的宪法文本。
诚然，制宪、修宪活动在诸多问题上确有可能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此种局限不仅体现在宪法文本上，而且反映在宪法原意中。拉里·克雷默（Larry Kramer）教授因而提出：并不存在实用的原旨主义，因为原旨主义的定义就是不实用的。
[50]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旨主义有助于防止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释宪之名行修宪之实。倘若宪法解释缺乏基本的确定性，那么其稳定性也就无从谈起。
从理论上说，由非民选的司法分支对民选的立法分支所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存在反民主的困境。其二，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1985年4月授权国务院就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54]不仅如此，即使制宪者真的没有一个原旨主义的解释意图，这也不足以击败一个合理建构的原旨主义理论。（See Bryan A. Garner, et al, eds., Black's Law Dictionary, Thomson Reuters, 2009, pp.1059, 1061-1062.）第十版《布莱克法律词典》和第十一版《布莱克法律词典》也有相同的定义。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充当直接依据或者进行明确授权，国务院可否直接根据《宪法》制定行政法规呢？这就涉及对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解释。[45]《宪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47]因此，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取决于释宪者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特定国家机关制宪和修宪的意旨。至于第一起实例，由于国家安全机关在1982年《宪法》通过之时尚未设立，而且，1982年全面修宪的讨论并未谈及这一类机关，所以严格地说，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可否归属于宪法文本上的公安机关并不存在宪法原意。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中，原旨主义优先于文本主义得以运用并非不曾存在任何实例。[31]参见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在法律解释中，他原则上反对运用立法史。[19]实用主义认为，原旨主义固守前人制宪、修宪时的原初意图，过于僵化。
杰斐逊·鲍威尔（H. Jefferson Powell）教授认为：在当代求助于‘制宪者的意图无法从如下主张中获得支持——这正是制宪者的期望，原因在于：制宪者们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解释策略是适当的。相对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原旨主义应该处于优越的地位。[60]又如，一部分中青年宪法学者已为中国现行宪法编写了评注，其基本体例为逐条注释。[42]这里的通信权是该条中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合称。
而无论是采取自我限制抑或外部约束，宪法原意都是宪法文本之外最重要的依据。这里以相关中文专著为例。
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之时就已经含有婚姻条款。[26]譬如《宪法》第1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出版说明第1页。在此情形下，释宪者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依据自己所认同的社会发展趋势来解读《宪法》。
同一部正在施行的成文宪法典在不同代际间完全有可能存在理解上的诸多差异，施行二百多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和施行四十年的中国现行宪法均是如此。[38]在该案中，孙文麟、胡明亮（二人均为男性）到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要求办理结婚登记，后者决定不予办理结婚登记，前者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办理结婚登记。根据《宪法》第89条第1项，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39]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普及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页。
与原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活的宪法论有可能诱使释宪者过度摄入自身的价值和理念。如果说前者必须依循宪法精神，那么后者则有必要尊重宪法原意。
但总体而言，探求和遵循宪法原意之于中国宪法解释的意义尚未得到政学两界的充分体认。作为1982年全面修宪的背景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因此，根据这两次授权来推断《宪法》第89条第1项的原初含义应该属于原旨主义的路径。然而，语境主义对于宪法含义的确定也存在一定限度。
